罗马构建潘诺尼亚周边部族的附庸体系的行为早在该行省建立之前即已开始。在公元6至9年的潘诺尼亚起义以及公元9年的“瓦鲁斯灾难”期间，提比略极力拉拢马克曼尼人的“国王”马罗波多斯，以此挑拨马克曼尼人与切鲁西人之间的矛盾，促成日耳曼人内战，以此缓解帝国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的防御压力。
正如塔西佗所记载，提比略自己也认为，在与日耳曼人交往中，“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就要超过武力方面的成就”。后来马罗波多斯在日耳曼内战中失势，渡过多瑙河请求提比略的庇护，提比略则把他软禁在拉文纳，并以此来威胁日耳曼人，每当日耳曼人不驯服的时候，“马罗波多斯复位的威胁对他们就会起到一些抑制作用”。
一、附庸体系
马罗波多斯之后的“国王”卡图阿尔达也遭遇了与马罗波多斯类似的经历，也被提比略当作棋子软禁在高卢，用来威慑日耳曼部落，最后，在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的干预下，一个位于多瑙河畔，联合马克曼尼人与夸地人的万尼姆王国建立，万尼姆终身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这使得罗马在潘诺尼亚的多瑙河边境维持了近30年的和平。维持与这样的附庸部落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帝国前期罗马在潘诺尼亚防御体系中的优先选择。
其一，罗马对附庸部落的掌控完全取决于威逼利诱，附庸部落缺少对帝国的忠诚。例如，在对待马克曼尼等日耳曼人时，罗马经常会有意收留他们的前任“国王”或现任统治者的*敌，以此来威胁甚至分裂他们部族。或者干脆用资金或实物对其统治者进行收买，考古学家在多瑙河北岸日耳曼人领地内发现了大量罗马式的宫殿遗迹，这有可能就是罗马人为附庸部落首领修建的礼物。而对于不可靠的附庸部落，罗马人更是简单粗暴直接扣留人质。在公元68至69年内战期间，罗马在征调萨尔玛提亚人参战时为了防止其反叛，干脆直接将其首领作为人质扣留直到战争结束。
其二，附庸部落拥有极大的主动性，可以随时选择与罗马交恶。例如，跟随弗拉维阵营的潘诺尼亚*团参与公元68至69年内战的的日耳曼首领同时也被自己的人民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效忠罗马。等到这些亲罗马的部落首领去世，这些部落就不再希望与罗马交好，因此，在随后的图密善多瑙河战争期间，这些日耳曼部落拒绝罗马的征兵要求，并与罗马帝国发生了战争。同样的情况还有受到罗马胁迫的萨尔玛提亚人，当图密善深陷与达契亚人和日耳曼人两线作战时，接受素边人支持的萨尔玛提亚人果断反叛，与罗马帝国爆发了素边——萨尔马提亚战争。
虽然总体而言，罗马帝国的实力强于各个部落，有能力通过武力控制潘诺尼亚周边的众多部落，但是这种控制并不牢固，即使是沦为罗马人附庸的部落在*治上仍然是与罗马人处于一种大体平等的地位。正如有学者对罗马与潘诺尼亚北部日耳曼部落之间的关系研究中指出，罗马与日耳曼人每隔30至40年间就会爆发一次较大的冲突，这种正好间隔一代人的时间完美契合了日耳曼部落“国王”的更迭，日耳曼“国王”在更倾向罗马还是更倾向日耳曼之间的摇摆不定充分证明了罗马很难长期稳定地操控某个附庸部落。
二、纵深防御体系
纵深防御是对在防线上有着各自独立的据点，在防御据点之间或之后部署机动部队的防御体系的称呼。这种体系实际上是在沿河防御体系无法有效阻止外敌穿透防线，入侵到帝国内部之时而不得已为之的策略。在3世纪危机时期，由于内外交困的局面，罗马在潘诺尼亚行省曾执行过此防御体系。然而，罗马在这一时期并非完全采用此种体系，而是一旦罗马*队能够给予对手足够的损伤，迫使其在一段时期内失去攻击性，就立刻做出各种努力恢复先前的沿河防御体系。
公元年爆发的马克曼尼战争对潘诺尼亚的沿河防御体系来说，更像是一个突发的意外，虽然马克曼尼人突入到行省内部，蹂躏了城镇，但是这种劫掠式的突袭无法撼动帝国的防线，罗马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到公元年罗马彻底打垮了马克曼尼人，至此又在该行省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
罗马在潘诺尼亚防线的真正危机是从公元3世纪后期开始的，这一时期，潘诺尼亚的内外局势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内*方面，由于公元3世纪帝位继承的混乱，潘诺尼亚*团经常参与内战，这种行为削弱了行省的沿河防御力量；在外部环境，潘诺尼亚外围的敌对部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敌人从半附庸的马克曼尼人与萨尔玛提亚人变为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哥特人，拥有多瑙河中游边界的潘诺尼亚行省不得不接受民族大迁徙的考验。
幸运的是，哥特人在完全占领达契亚行省后，其带给边界的防御压力大多集中在莫埃西亚行省一侧。潘诺尼亚防线的压力转变为来自被哥特人所驱赶的萨尔玛提亚人与夸地人，以及汪达尔人等部落更加频繁地入侵与劫掠。罗马原先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经营的附庸体系至此完全崩溃，各部族争先恐后地试图进入帝国境内，给帝国边防带来了持续的压力。
为了应对多瑙河流域所面临的新的防御压力，罗马通过两种手段加以解决：一是统合多瑙河地区所有防御力量，设立伊利里亚总督职务。伊利里亚总督大约在公元年以后设立，目的是为了协调统领潘诺尼亚、莫埃西亚与达契亚行省总共11个*团的联合作战能力。这表明当时的民族迁徙浪潮已成常态，单一行省的兵力无法应对这种威胁，必须协调区域内的所有力量联合作战才能稳住边界。
二是，建立区域野战后备兵力。这一防御策略的改革是在伽利埃努斯的主持下完成的，所谓的野战部队就是部署在主要道路上的以骑兵部队为主力的机动部队，他们可以在有敌情发生时迅速反应，并配合边防要塞将入侵之敌驱赶或歼灭，这种战术非常适应于应对这一时期周边部族小股部队的侵扰与劫掠，也可以被认为是纵深防御体系的一种雏形。
在潘诺尼亚多瑙河中段的希尔米乌姆与德拉瓦河上游的波伊托维欧均发现了这种野战部队曾经部署过的痕迹，这说明在这一时期，罗马对潘诺尼亚行省的防御*策，也部分采用了纵深防御体系。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与多瑙河下游的莫埃西亚行省相比，潘诺尼亚的多瑙河沿河防御体系并没有完全失效，纵深防御体系只是对现有防御体系的有效补充。在多种防御体系的配合下，潘诺尼亚行省在公元3世纪大体维持了比较安定的局面。
三、巩固对行省的统治
罗马帝国对潘诺尼亚治理的首要目的是巩固对该行省的统治，这是罗马从潘诺尼亚起义中得到的最大教训。罗马人在长达3个世纪的时间内，面对不同的*事挑战，不断调整多瑙河防线，做出最适合的应战方式，虽然有时也会损失惨重，但是直到公元3世纪末，潘诺尼亚仍然在罗马人的手中，可以说罗马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战略目标，保卫了意大利以及帝国内地行省的安全与繁荣。多瑙河中游*事防线巩固了帝国对行省的统治，这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沿河防线的建成，致使罗马完全掌控潘诺尼亚。由于受到潘诺尼亚起义的影响，罗马对潘诺尼亚的控制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在这期间正是重点区域防御体系巩固了罗马对潘诺尼亚南部的控制。从此之后，罗马在潘诺尼亚修筑道路、建造要塞，逐步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多瑙河。罗马随即改变防御策略，建立沿河防御体系，打击达契亚人，至此，罗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潘诺尼亚。
其次，防御体系有利于操控附庸，保障了行省沿河地区的安全。沿河防御体系要求罗马*团布置在多瑙河畔，直面河对岸的域外部族。这使得罗马帝国在强大的时候，经常会将前哨布置在河对岸，加强对河对岸土地的渗透与控制，将多瑙河变成内河。例如，罗马人在阿奎库姆将总督的府邸直接建在了河岸边上，这种建造设计证明罗马*团可以完全掌控河对岸的敌情态势，并确保安全，这种前突式防御布局不但是对域外部族势力范围的挤压，也是对他们的震慑，这也反应出罗马人对行省统治稳固的自信以及对外威慑能力的强大。
最后，防御体系挫败了公元3世纪域外族群对潘诺尼亚的入侵，巩固了对行省的统治。马克曼尼战争开启了蛮族大规模入侵帝国的序章，潘诺尼亚防线在3世纪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下，战争频繁，但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马克曼尼战争那样的损失，这可以说是潘诺尼亚*事防御体系最好的成效。
总结
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削弱了马克曼尼人，分裂了萨尔玛提亚人，消灭了达契亚人后，本以为防线可以安枕无忧，可没想到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又席卷而来，其首当其冲的仍然是潘诺尼亚，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等更具攻击性，也更加强大的部族迁入多瑙河地区，使得帝国的防线压力再次增大，很难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
潘诺尼亚*事防御体系虽然无法完全阻绝域外部族的入侵，但其仍然在抵抗外敌，保卫边疆方面居功甚伟。只有*事防御体系仍然在发挥作用，意大利以及内地行省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然而，帝国在潘诺尼亚的持续投入，一方面加强了边防建设，巩固了边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潘诺尼亚*人的野心，促使其最终走向帝国的*治舞台。